2009年，三峡这座承载了太多国人梦想与努力的大坝工程全部完工，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，纪录片《大三峡》全方位披露三峡工程兴建始末，多角度展示三峡工程建设成就，多层次彰显三峡工程带来的深刻变化，以此表达科学发展的时代主题。

　　《大三峡》的制片人李亚玮向记者介绍了这部文献片的5个跨度之大，首先，拍摄时间跨度大。摄制组从2006年底开始筹备，2008年5月正式启动拍摄工作，去年10月推出了8集纪录片版《大三峡》。去年11月，大家又投入到文献片版《大三峡》的拍摄中，于今年3月完成了全部工作。其次，地域跨度大。摄制组南赴湖南，北至哈尔滨，东至上海，西到四川，采访拍摄了与三峡工程有关的全部地区。第三，历史跨度大。三峡工程最早于1918年被孙中山先生提出，新中国成立后，党和国家的多代领导人都对三峡工程倾注了心血，直到2009年，这一恢弘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。第四，内容跨度大。2010版的《大三峡》并不是一部简单的科教纪录片，而是融科技、历史、人文等于一体。第五，空间跨度大。摄制组可谓“海陆空”全方位拍摄，于是观众们既看到了三峡大坝雄伟壮观的全景，又能看到在水中畅游的中华鲟。为了说明三峡工程的重大意义，摄制组采访了多位省部级领导，为了提高效率，摄制组在北京五棵松的影视之家专门搭建了一个特殊的摄影棚，背景是一副喷绘的三峡大坝图片，随时准备进行采访工作。采访进行到最后，四川省省长蒋巨峰、广东省省长黄华华、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和上海市市长韩正实在抽不出时间来北京，阎东决定派编导王密林等人成立一支“特别小分队”，分赴4地采访。在6天时间里，小分队跑遍了4地，顺利完成了采访任务。王密林告诉记者：“我们基本上是头天晚上到一个地方之后，协调领导行程，检查场地，第二天白天进行采访，然后下午再赶赴下一个地方。”为了保障采访效果，摄制组要求4地都要布置和影视之家一样的摄影棚，所以王密林一旦发现灯光、背景不合格，就要马上进行调整。

　　在采访前，王密林都会和领导进行充分沟通，用心设计问题。如采访上海市市长韩正的时候，先是让韩正介绍了上海市的概况，随后就抛出这样一个问题：三峡工程在长江上游，上海在下游，二者之间有什么关系?最后，王密林从一张韩正在码头上迎接三峡移民的照片入手，请他谈谈照片背后的故事，这样就一步步地打开了韩正的话匣子，采访进展得十分顺利。2010版《大三峡》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，就是答疑解惑。三峡工程从论证阶段到竣工，学术界和社会上存在一些反对意见和疑虑。有人质疑三峡工程是否牢固，对于这个问题，《大三峡》的撰稿崔文华比较有发言权，因为他从2001年开始，就一直关注三峡工程，并且在工程在建时曾进入到工地现场，三峡大坝的坚固程度让他终身难忘，“当时我将大坝里里外外、反反复复、仔仔细细地看过之后，发现那是真正的铜墙铁壁，手腕粗细的钢筋密密麻麻地分布在水泥中，给我的感觉是，就算有一个巨大的飞爪将三峡大坝吊在半空，使劲地甩，大坝都不会断裂!”

　　然而，三峡建成后，围绕它的争论依然存在。2006年，重庆和四川发生大旱，有人联想一定是三峡工程截住了地上的水流，扰乱了天上的气流，才发生这样严重的旱情;2008年初，罕见的冰雪灾害袭击了中国南方数省，有人产生质疑：这样反常的冰雪天气，是否源于三峡工程;2008年5月12日，四川汶川发生了大地震，此时，社会上也浮起了一丝疑虑：地震与三峡工程有没有关系?……要回答这些疑问，必须作出科学的论断，用事实来解答。《大三峡》的第二集《科学决策》用了一整集的篇幅，请多位重量级专家，集中解答了上述疑问，这些专家严谨的态度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。崔文华向记者提起了长江水利委员会总工程师郑守仁，“郑老是一位非常沉稳、朴实的老人，我往他面前一坐，心里就觉得特别踏实。其他专家也是如此，在他们身上看不到浮躁、哗众取宠，从他们口中听不到‘很’、‘非常’、‘最’这些字眼，他们在用科学说话，用数据说话。”

　　编导徐小卉在拍摄中，发现当初用来浇铸大坝的混凝土要保证合适的温度，这样坝体才不会出现裂缝。弄清楚其中的技术手段后，徐小卉问了专家一个问题：是不是1厘米的裂缝都不能出现?“那位专家非常严肃地对我说，‘1厘米?就算是头发丝那么细的裂缝都不行!’那种精益求精、严谨细致的劲头特别打动我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当初验收坝体的时候，专家是趴在坝体上，用放大镜一点点地去检查有没有裂缝。当时我的脑海中就出现了这样一幅画面：在巨大的坝体前，有一个小黑点，仔细一看，是一位用放大镜检查坝体的专家。如此巨大的大坝，正是无数个与之相比显得非常渺小的人建立起来的，这是一种多么强烈的震撼啊!”力保这座大坝坚固的，除了专家，还有那些基层建设者，多次前往三峡在建工程的崔文华见到过他们：大雪纷飞时，那些工人在高高的脚手架上冒着严寒作业;烈日下，铁板上的温度高达五六十摄氏度，但是工人在上面一干就是一天;平均身高只有1.55米的“女子焊工班”，工作量丝毫不逊于男焊工，怀抱着1000多摄氏度高温的焊枪，忙碌在工地上;传送钢筋的武警战士，手被磨破了皮，流着血依然坚持工作;一位女司机在工地一干就是七八年，将最美好的年华都给了三峡……崔文华说：“《大三峡》由于篇幅有限，没有更多地展现基层建设者，但是他们同样将自己的名字镌刻在历史上!”

　　同样为三峡付出的，还有那些移民，他们为了国家利益，抛家舍业离开故土，这种牺牲可想而知。编导徐小卉采访重庆市原市长蒲海清时，就充分地体会到地方领导对于这些移民的深情厚意。“他在提到移民的时候，对他们的名字、离开家乡时的年纪、家中有多少口人甚至现况都如数家珍，当他讲到一位80多岁的老人带着一家30多口人主动搬迁时，流下了泪水。他的一句话让我特别感动，‘迁走的这些人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，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们!’”在采访中，主创都不愿意提起自己拍摄中的辛苦，记者从侧面了解到一些：接到任务之后，总导演阎东立刻组成了10个小组，带着70多人先后进驻到影视之家，大家除了外出采访，几乎就以那里为家;制片人李亚玮的妻子怀孕待产，在最后3个月中，他没能照顾妻子，只是在孩子降生的前一天陪了妻子一晚，第二天见到刚刚出生的孩子后就立即赶回了摄制组;资料组的童亚男长期连轴转，疲惫不堪而且特别健忘，后来回京检查，发现他的脑袋中竟然有一个鸡蛋大小的瘤子，做完手术后，还在恢复期的他就发短信要求帮助大家整理资料;编导寒冰、撰稿戴晶晶的父亲都病重，寒冰不能赶回山西照顾父亲，戴晶晶守在父亲的病床前还在做外联的工作;编导徐小卉的女儿要出国，她没能多陪陪女儿;编导闫珊从2008年5月到今年3月，没能给孩子做过一次饭;编导马青梅把身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的丈夫也“拉”进了摄制组，上幼儿园的孩子却没人照顾;此外，还有冒着酷暑、严寒、蚊虫叮咬，在外取景拍摄的编导和摄像……

　　早在几年前，阎东就从重庆白鹤梁文物保护方面接触了三峡工程，但他没有想过自己有朝一日能真正为观众呈现一个完整的三峡，他感慨地对记者说：“三峡工程是一个巨人，在描绘它的时候，我们抱着一种敬畏的心情，同时又怀有一种激情。正是这种激情，激发了摄制组所有人的干劲。我们最大的心愿，就是辛苦完成的作品，可以获得观众们心灵上的碰撞和共鸣，因为三峡正是由无数大写的‘人’字叠加起来的!”